记者 姜鑫
在阿里、京东的拍卖平台上，在北京、上海的产权交易所官网上，越来越多的保险股权被民营企业股东摆上“货架”。尽管经历数次延期、多次挂牌、频频降价，部分股权的意向购买方仍然寻而不得。
这与十年前的场景恍若隔世。2015年，经历了费率改革以及保险资金投资范围扩容的保险行业进入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伴随着监管审批的放开，面对保险牌照带来的低息资金，各路资本争相涌入。监管门外一度上演百余家企业排队申请牌照的盛况。
在利率走低、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保险行业告别高速发展阶段，昔日手握保险公司股权的民营企业进退维谷——一方面，部分险企经营不善，难以为股东提供投资回报且急需补充资本金维持生存；另一方面，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困境，自身难保。
险企股权买方寥寥，国有资本开始频繁进入，成为维持保险行业稳定发展的“最后一棒”。
展开剩余87%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发现，2025年以来，保险行业协会官网披露了14次险企股权转让信息，涉及10家保险公司。2024年，出现股权转让的保险公司超过20家。而自2020年以来，已经有近20家保险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出现变更，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不断提升。
谁在抛售险企股权
2024年底，王东（化名）从一家民营保险公司离职，这是他任职的第四家保险公司。他离职前的最后一次管理层会议，是讨论公司如何补充资本金的问题。
这家保险公司有十几个股东。近几年来，有多家股东公开挂牌转让出售这家险企的股权。
就在近日，四川省首家全国性法人寿险机构国宝人寿也披露了股权变动信息。
国宝人寿第六大、第七大发起股东重庆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金阳”）、四川雄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雄飞”）均为房地产企业，二者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进入破产重整状态。随后，两家公司的破产重整管理人在拍卖网络平台挂牌出售其所持国宝人寿的股权。
经过5次拍卖后，重庆金阳所持股份终于在2024年6月1日被浙江恒嘉控股有限公司拍下，较最初起拍价3.348亿元折价35.8%；2025年4月30日，眉山市宏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接盘四川雄飞所持国宝人寿股份，交易价格较评估价格折价33.46%。
与国宝人寿类似，一些保险公司的股权在拍卖网站上被挂牌销售，且大多在交易成功前经历多次挂牌，亦有股权最终流拍。
例如，民生人寿13.13%的股权仍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2020年以来，民生人寿已有超15次股权挂牌转让或拍卖记录，均未找到买家。
再如，中煤财险、国任财险、永诚财险、永安财险、北京人寿的股权均曾被股东挂牌出售。
由于股东经营出现问题，部分保险公司的股权以抵债形式被转让。因与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亿辉特发展有限公司以抵债方式将所持幸福人寿46599.33万股股份，转让给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亚太财险也曾披露类似情况。
在天职国际保险咨询主管合伙人周瑾看来，从现阶段保险行业自身来看，部分保险公司缺失自我造血功能，要维持符合要求的偿付能力水平，需要进行外源性的资本补充，也就是增资或发债；同时，一些股东由于自身盈利能力不足，出资能力下降，这就使得保险公司寻求新的股东补充资本。此外，一些老股东在自身经营出现问题后，将所持股权质押。在老股东债务违约后，所持股权就被送上了拍卖平台。
更进一步看，部分中小险企盈利能力不足、长期难以实现投资回报预期，加之去杠杆和清理“影子股东”等政策影响，民营股东退出意愿增强。
这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中也有所体现。在2024年度披露经营业绩的75家人身险公司中，有18家处于亏损状态，15家公司盈利规模不足1亿元。
从衔枚疾进到瘦身离场
王东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家保险公司的管理层名单中，是在2016年。那一年，王东跟随自己的领导从一家国有大型保险公司离开，筹办一家新的保险公司。也是在那一年，原保监会批复了18家保险公司和2家保险资管公司的筹建，而当年排队申请保险牌照的公司超过200家。
在王东看来，那是保险行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几年，2013年实施人身险费率改革，突破预定利率2.5%限制的人身险产品终于有了和其他金融产品同台竞争的利率条件；同时，原保监会发文修订《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四条，允许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关联方）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可至51%。
2014年，保险行业第二个“国十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机遇。2015年2月，万能险费率改革实施，取消2.5%的最低保证利率限制。各类人身险种的预定利率普遍从2.5%调整至3.5%。以万能险为代表的中短期存续产品成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这拉开了保险行业快速发展的大幕，也燃起了各路资本“围猎”保险牌照的热情。
新获批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5年至2017年间，每年分别有13家、20家以及6家保险公司获批筹建。“那个时候市场好做，不少保险公司被当成了股东的融资平台，经过一番操作，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银保渠道以低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获取资金（保费）。”王东表示。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小型寿险公司借助银保渠道大力销售中短期存续产品，并借此机会实现了“弯道超车”，晋身保费“千亿俱乐部”。券商研报显示，2016年底，寿险规模保费达3.45万亿元，而以万能险为主的“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五年累计超过2.5万亿元。此外，万能险在寿险保费收入中的占比逐渐提高，从2013年的23%增长至2016年的37%。
面对“钱袋子”的诱惑，一些股东将保险公司当作低息提款平台，无偿占用保险公司资金，留下了高利率、短借长投、资产爆雷等隐患。特别是在2016年，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掀起“举牌大战”，引发后续的监管风暴。
2017年开始，一场关于“保险姓保”的系列监管措施登上舞台：监管部门一方面对万能险账户做出细致的要求与规定，彻底切断中短存续期产品的快速膨胀；另一方面对保险牌照发放收紧，从股东资质、入股资金来源、股权结构等方面加强保险公司的开业验收。
在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朱俊生看来，过去十多年间，一些民营资本将保险牌照视为“金融万能入口”，但在监管趋严、资本要求提升、行业盈利承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这一趋势发生改变。
国资接过“最后一棒”
2018年以来，随着银保监会的成立以及资金运用、偿付能力等新的监管措施落地，保险行业的发展从规模导向转变为风险导向，保费增长速度告别两位数，进入新阶段。
2024年初，王东离开了跟随领导一起筹办起来的保险公司。作为创始成员，王东是坚持较久的管理层之一。早在2020年，其所在保险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就开始进行频繁更换。在2016年一起离开国企的前同事们，也都多次经历任职公司的变动。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激进发展的保险公司相继开始暴露风险，安邦保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恒大人寿等险企进入风险处置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对保险牌照的热情骤减。保险牌照的申请数量减少，监管审批则进一步趋严。近年来，除承接上述问题险企的大家人寿、瑞众人寿、中汇人寿、海港人寿以及国民养老等公司外，鲜有人身险公司成立。
在加入民营保险公司后，王东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其“一言堂”式的管理风格，很快便提出辞职。辞职后，王东加入了一家即将投入地方国资平台的人身险公司。
但王东和同事的工作并不好做。“尽管地方国资给予了一些资金支持，但公司当下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小压力。利差损一步步逼近，有了资本金就要冲业务。在流动性压力下，公司别无选择，明知是‘饮鸩止渴’，也得继续下去。”王东说。
朱俊生表示，近年来，保险行业股权变动呈现“三个明显”特征：民资退、外资进、国资强。民营资本经历了从“抢牌照”到“瘦身止损”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国资（尤其是地方金控平台）成为中小险企股权接盘的重要力量，这一方面是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金融孤岛破裂的“兜底”行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策意图——将部分资源重新整合至国有金融控股平台，增强治理能力、提升行业稳定性。
以国宝人寿为例，如果上述股权挂牌转让获得监管批准，国宝人寿国资股东的持股比例将从成立之初的33.5%增长至75%以上。
此外，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的瑞众人寿、大家人寿、中汇人寿、信泰人寿等公司已经跻身国资公司行列。
王东跟随领导一起创立的保险公司亦是如此。随着公司资本金告急后国资股东的输血，以及民营股东经营不善甚至退出，这家保险公司国资股东的持股比例已经从两成多提升至近一半。
在朱俊生看来，这在当前保险行业的发展中有其合理性，部分中小险企因资本补充困难、经营亏损、治理混乱，其股东主动寻求股权转让；而国有资本进入这些险企，往往是在市场无人接手的情况下的“最后一棒”。
与此同时，监管导向也更加清晰：风险出清+差异定位+资源整合。当前，监管部门强调的是通过分类监管、分级管理，引导保险机构根据自身能力匹配经营范围，并推动落后产能、低效资源加快出清。
这也意味着，保险股权的变动仍然在持续。一名中小寿险公司的管理层人士表示，其所在公司的资本金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近期公司监管属地发生变化，员工们讨论会不会有新的股东进来。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科技实验室主任陈辉看来，保险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总体来看，保险业的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无论是国有股东主导还是民营股东主导、外资股东主导，都是保险业发展的周期性表现，更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显现性表现。
（实习生陈胡永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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